《臺灣三字經》，是在臺灣本土創作的啟蒙經典中，堪稱最有名且最重要者。此書出版於明治三十七年（1904），成為作者王石鵬最有名的代表作。甚至在出版過後三十年，洪鐵濤仍署名「懺紅」在《三六九小報》上感慨：「余少時，曾見新竹王石鵬先生所著之臺灣三字經，仿蒙經之例，音節和諧，少年易於上口，必讀之教本也。十數年來，坊間不見代售，想已絕版久矣！……（中略）……有心人盍不起而重鐫之 ？」可見此書當時受重視的程度。
正因《臺灣三字經》叫好叫座，自戰後始，每隔一段時間即有出版社重刊，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、經緯書局等。解嚴之後，本土意識抬頭，此書成為地方文化、鄉土教材的重要文獻，重新校譯出版者更眾 。
然而，在眾多版本的《臺灣三字經》中，彼此有些許的差異，可能導致讀者認知的錯誤，需要重新校訂，這些文字版本不一的情況如何？在內容方面，王氏創作此書時年紀尚輕；且當時學者對於臺灣研究，尤其是日人對臺灣的系統新式研究，也才初始未久，因此以王氏一己之力書寫「臺灣百科」，不免有疏漏謬誤之處。以現今眼光審視，有哪些不合事實的內容？另外，王氏身處民族重新認同的時代，他以哪個民族的立場來書寫臺灣？本文擬探討這些問題，作為後人重編《臺灣三字經》或者著手作相關研究的參考資料。
在討論這本書之前，先對王石鵬作一個簡單介紹。
王石鵬，字箴盤，號了庵，生於清光緒三年（1877），卒於日治昭和十七年（1942），臺灣新竹人。十歲能通韻語。十五歲入舉人鄭家珍門下，鄭甚器重之。好讀近世譯本。詩文並佳，尤工隸書、篆刻。與王松、王國垣（瑤京）同宗且同鄉里，時相唱和過從，人稱「新竹三王」；又以文采風流與竹塹名士謝介石為莫逆交，遂又有「新竹二石」之稱。1926年任《臺灣新聞報》漢文部記者、主筆，遷居臺中，與中部文人往來密切，加入櫟社。王氏亦通曉日語，與日人相交熟稔。
1895年日軍入臺時，王氏渡海至閩南避亂，至1897年東渡回臺。不久，有感學習日語之必要，進入國語傳習所，1898年畢業，進入臺北師範學校就讀，接受日本新學與文字。《臺灣三字經》成書於1900年，就是大約在此時期的創作，當時王石鵬才二十四歲。
《臺灣三字經》內容可以分成兩部份，一是三字成句、隔句押韻的「文本」，以及以散文體對文本進一步說明的「譯注」。「文本」自然是本書的主體，然而目前所見各種刊本，在文本上即有數處出入，成為閱讀、研究的困難。
《臺灣三字經》原刊印於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五日（1904，光緒三十年），早已難得一見，今日傳世多種刊本，均非原貌，皆為重新排版印刷本，大都以民國五十三年臺南市經緯書局出版者為主要依據。多種刊本中，內容最豐富的註釋本為2002年十月初版，劉芳薇校釋的《臺灣三字經校釋》一書。
筆者以上述三版本作為當代《臺灣三字經》影響最深的代表，詳細考證，將其明顯的訛誤一一檢出，以免一再流傳而貽誤後學。
一、明治年間的原刊本誤處，計有：
（一）「明運竭，有成功，破大浪，師渡東」，「大」字作「天」，形似之誤。
（二）「葬死者，裹皮埋，以片石，覆屍骸」，「裹」字作「裏」，形似之誤。
（三）「首稻穀，次甘藷，當成熟，長尺餘」，「穀」字作「谷」，俗字之誤。
（四）「恒春縣，極南方，民蕃聚，守一疆」，「疆」字作「彊」，形似之誤。
（五）「琉球島，珊瑚巖，漁夫住，集漁帆」，「帆」字作「航」，同義之誤。
（六）「陳蘇張，諸小醜，既滅之，旋復有」，條下註釋「陳辦」，誤作「陳辨」，然陳辦、陳辨兩名皆見於史料。但以今日嘉義縣新港鄉境內尚有「陳辦崙仔」地名，可旁證應為「陳辦」而非「陳辨」。近代正式學術研究發表多用陳辦。
（七）「最猖狂，施九緞，圍彰城，既敗竄」，「緞」字作「段」，形似之誤。施九緞、施九段兩名皆見於史料，近代正式學術研究發表多用施九緞。
（八）「建書院，立學堂，至今日，大改良」，條下註釋「盛興」作「盛覺」，形似之誤。
（九）「製魚鮞，惟此美，育牡蠣，海之涘」，條下註釋「魚鮞」、「牡蠣」作「牡鮞」、「魚蠣」，排版時鉛字錯置之誤。
（十）「島之中，乏草木，以魚類，易五穀」，條下註釋「高粱」作「高梁」，形似之誤。
二、經緯書局版明顯訛誤處，計有：
（一）「遇颶風，船東止，入臺灣，自此始」，「颶」字作「颱」，形近之誤。
（二）「遇商船，肆劫掠，迨報讐，幾就縛」，「縛」字作「縳」，形近之誤。
（三）「其東部，水頗深，視斷岸，如峻岑」，「岑」字作「嶺」，該局誤以「峻嶺」較為成詞，殊不知完全不符押韻之道。
（四）「香山灣，近新竹，由鳳崥，白砂角」，「崥」字作「岬」，形近之誤。
（五）「其險崖，六千尺，至北端，從此適」，「其險」作「基隆」，形近之誤。
（六）「論地勢，南北端，山脈峻，島脊闌」，「峻」字作「崚」，形近之誤。
（七）「論湖沼，最名區，埔裏內，水社湖」，「埔裏內」作「埔裏社」，擅自更改之誤。
（八）「或竹屋，大樹遮，稍構造，自成家」，「家」字作「居」，擅自更改，完全違背押韻之道。
（九）「大甲產，三稜草，蛟文蓆，織得好」，「蛟」字作「咬」，形近之誤。
（十）「西北方，夏炎熱，冬陰寒，常降雪」，「熱」、「雪」作「熟」、「雲」，形近之誤。
（十一）「及秋季，變信風，雨旋至，自濛濛」，「信風」作「風信」，粗疏之誤，不解格律之道。
（十二）「澎湖間，大小島，五十五，相環抱」，條下註釋「倉島」，逕改作「鳥島」，查澎湖群島中有「大倉嶼」和「鳥嶼」，此處需再考證。
由於深感《臺灣三字經》有其重要價值，歷來卻沒有一本完全勘誤正確的文本；數十年來勠力研究傳統啓蒙書的黃哲永老師，已在2007年將該書文本進行修正、新註，並收錄於自印之《讀冊識臺灣》乙書中，相信這項重要工程，對於後學之啓發，必有更進一步的助益。
王石鵬在《臺灣三字經》自序道：「時久事繁，以予管見，凡書籍有關於臺灣者計有三百餘種，層出不窮，難以全閱。予用是竊有憾焉，思欲輯為一書，而未得其暇。庚子春杪，適在臺北師範學校，接家電促歸，遂丁父艱。居鄉讀禮餘閒，爰不揣固陋，採諸家之雜說及從東文譯出，編成韻語；仿宋王伯厚先生所著之三字經體，因顏曰『臺灣三字經』。」可知大量爬梳臺灣相關典籍、撰寫一本集大成而又淺顯易懂的「臺灣學」書籍，原來就是王氏夙願。
然而臺灣的各種研究與資料，做出有系統的彙整工作，大多是日治之後的事，王氏在日治之後不過五年（1900），便著手撰寫，其資料蒐集之困窘可以想見。例如書中有一大篇幅描述臺灣原住民的生活與文化，然而臺灣原住民及史地研究的重要人物伊能嘉矩，在1900年才與粟野傳之烝合著《臺灣蕃人事情》，而伊能嘉矩的《臺灣志》、《臺灣蕃政志》則分別要遲至1902年、1904年才出版；這些新式人類學家來臺的原住民研究，王氏在撰寫《臺灣三字經》時應該無從得見。時過境遷，一百年過去，臺灣研究的累積成果自然不可同日而語，是以後人重新譯注《臺灣三字經》時，還需在內容上多作訂正。
《臺灣三字經》內容面向多元，王石鵬自述該書的分類：「首敘位置、名稱、治亂、沿革，繼敘蕃部種族、山川、物產及經濟上之事業，莫不略舉其端；雖曰地理，而歷史寓焉。」而實則細分還可分為：首論、位置、幅員、名稱、竊據、治亂、沿革、面積、海岸、地勢、山嶽、河流、湖沼、湧泉、溫泉、岩石、礦業、植物、動物、住民、蕃族、風俗、農產、婚姻、祭葬、住居、產業、農業、林業、牧畜、工業、商業、氣候、都邑、島嶼、結尾 。由於筆者曾經譯注《臺灣三字經》內容，在進行這項工作期間，發現若干須予以修改之處，在此舉例部份以供參考：
（一）「遇商船，肆劫掠；迨報讎，幾就縛」句下，曾有版本譯注荷方長官努依茲之子為「考連斯」，經查證後其子名為Laurens ，此名現代多譯為「羅倫斯」，若考慮音譯，「考連斯」應作「老連斯」才符合Laurens的發音。「考」為「老」字形似之誤。
（二）「滄桑跡，恆變遷；採金讖，豈其然」句下，王氏譯注：「昔荷蘭人有相傳讖語云，臺灣產金太盛之時，必易其主」，然筆者曾在其他文章發現，此讖語為原住民所流傳，可惜截至本文完稿之日，筆者尚找不出是在哪一本書所載。
（三）「又基隆，河流上；生砂金，採取廣」句下，王氏譯注：「基隆河上流之間，砂金最多，大粗坑及紅頭嶼頂亦皆有產金」，然而現代地理學證明，「紅頭嶼」蘭嶼並未產金，王氏所述顯然是蘭嶼島頂呈赤褐色所衍生的傳說。
（四）「古時代，移住民；巫來由，比律賓」句下，王氏云臺灣原住民來自菲律賓等地，屬於馬來族。然而近代的民族學和語言學對原住民的來源已有不同的看法，甚至認為臺灣才是南島語族的發源地。
其他仍有許多值得再三推敲之處，例如王氏對原住民的諸多描述，部份是當時的研究不足而有所謬誤，部份則未將原住民的各族清楚分類敘述；以及許多地名、器物的新舊名之辨，這都是後人在重新修訂《臺灣三字經》時，應該在延伸說明中多下的考證工夫。
在此吾人還需注意到：《臺灣三字經》王氏通篇以韻文寫成，字數和韻腳都成為敘述時的限制，如同戴著手鐐腳銬跳舞，因此勢必會有部份資料無法細說或略過不提，加上百年前學術成果有限，因此造成內容闡述及系統整理或有不足之處。然而王氏在當時就能注意到這些面向，蒐羅資料，獨力為文；尤其關於原住民的部份，他花了比閩、客移民部份更大的篇幅來敘述其文化特色，未有漢民族沙文主義，實屬難能可貴。
再來談《臺灣三字經》的書寫立場。其首四句為：「爾小子，生於斯；地理誌，宜先知」，因此久來王氏被讚譽富有臺灣意識。然而後殖民理論中有「流動認同」之說，指人由於亡國或離鄉等因素，對文化混雜現象有所認識，而造成多重認同現象。有論者因此認為王氏由於強調新學的治學態度，使其國家認同往日本傾斜，《臺灣三字經》是以日本為本位書寫的 。確實，王氏在書中使用了日本紀年、以「支那」稱呼「中國」等，是較為貼近日本立場的書寫。然而論者所舉王氏展現日本本位思維的例子，筆者認為尚有討論的餘地。或曰認為王氏介紹臺灣的古名，特別介紹日本稱臺灣為「高砂國」，以示日本自古便已知道臺灣；提及海寇林道乾、顏思齊、鄭芝龍時，王氏也敘及他們與日本曾有糾結往來；敘述荷人佔臺時，不忘舉出日人亦曾遭荷人劫掠，以拉近其日本與臺灣的距離。論者認為以上事件與日本的互動關係，對整個臺灣歷史而言，其實無關宏旨，微不足道，王氏卻刻意安排日本在此出現，以拉近臺灣與日本的關係。然而筆者認為，這些事情原本就和日本關係密切，並非王氏刻意安排。
例如「日人曾遭荷人劫掠」一節，指的是1626年的濱田彌兵衛事件，雖然是日、荷兩方之事，但發生的舞臺卻是在臺灣，書寫臺灣歷史時提及此事件，並非無關宏旨，筆者手邊的參考書《臺灣史100件大事》 ，濱田彌兵衛事件即佔了其中一件。此事件突顯出臺灣在國際貿易中的商業價值，書寫臺灣史時自是不能不提。另日本稱臺灣「高砂國」、海寇與日人有所關係等，翻閱現今坊間臺灣歷史書籍，也大多記上一筆，證明並非王氏刻意將微不足道的瑣事拉進臺灣史中。
王石鵬究竟對於日人治臺，怎麼看待？在當時的高壓氛圍中，「無地可容人痛哭，有時須忍淚歡呼（葉榮鍾詩） 」，許多臺灣人真正的聲音，是不能公開發表的。我們且看王氏書首的自序：「迨乙未之際，白馬盟成，又遭紅羊劫換」，王氏以這樣簡短的句子交代從清朝到日治的時期，卻透露出他的感觸。「白馬盟成」引用漢高祖劉邦殺白馬定盟約的典故，比喻清朝與日本所訂立的馬關條約。然而接著的卻是「紅羊劫換」，「紅羊劫」是一種歷史讖緯之說，原指值逢丙午、丁未年，國家會遇大的動亂及災禍，後來泛指國難。日軍來臺，王氏以「紅羊劫換」喻之國難，這樣的說法，可見王氏並不是以日本國當作本位的。
雖然如此，王石鵬仍是一個能屈能伸的文人，並未反抗日本到底。他返臺後不久，便知曉日語的重要性，立即參加國語傳習所，而後進入臺北師範學校就讀，立志任教，而《臺灣三字經》就是在這段期間完成的。從這樣的動機和背景看來，王氏著《臺灣三字經》是為了撰寫一本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下，可以廣為流傳、教授的童蒙教科書；而非違反體制，只能在地下小眾流傳的反抗文學。因此，他當時雖然未能完全認同日本，卻也配合了日本的規範，用了日本的年號、日本的稱謂來書寫，在文本中也幾度把臺灣與日本連結、敘述日本新建設的豐功偉業等。因此使得從王氏詩文來解讀其國族認同，確實呈現相當曖昧的態度。
《臺灣三字經》流行百年，歷久不衰，自有它獨特的魅力與意識型態。可惜百年以來，少有學者細心去作校勘工作，並以格律去再三推敲其韻腳字，以致版本不一，用字錯謬，甚至王氏在1904年的初版本都有未能校對檢出的錯誤。本文不避繁雜，將三個常見版本的錯字一一挑出，作為後人重編《臺灣三字經》時的參考。
文本校對無誤，繼而審視內容。王氏著書時年紀尚輕，學識還未登峰造極；加上當時臺灣學的相關研究，累積成果不如今日；再考慮整篇文本皆是以固定字數成句、必須符合押韻格律的韻文寫成，不像散文可自由抒發闡揚，因此必然有遺珠或含糊之處。由於以上三個因素，《臺灣三字經》提及的面向涵蓋甚眾，卻尚不能稱面面俱到；雖然有分類闡述，然而系統條理仍未臻完美；由於新的研究成果出現，或者書中所載人事地物時過境遷，使得內容不能達到百分之百的正確；然而作為一本「臺灣學入門」的童蒙教材，無疑是不可動搖的經典。若後人新編《臺灣三字經》時能重新考訂內容，則此書當能繼續流傳，豈只再傳百年！
《臺灣三字經》背後蘊含的國族認同相當微妙，富臺灣意識者著眼它「爾小子，生於斯；地理誌，宜先知」----如同「汝為臺灣人，不可不知臺灣事」之精神；日本政府卻也中意它配合日本政策，宣揚日人來臺建設成物產豐美的寶島；於是造成富臺灣意識者讚揚它，日本官方也默認它的現象。究其原因，乃王氏是極識時務的文人，避亂返臺後立即學習日語，立志投身教育。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，《臺灣三字經》字裡行間微微透露出並不認同日本，卻又配合日本國策的矛盾情緒。吾人不妨這樣看：《臺灣三字經》是王氏自幼以來，熱衷研究臺灣學、亟欲從事教育這兩大志願之合成，然而在日本統治下，為求教材廣為流傳，只得配合日方規範寫成；然而綜覽全書，亦未曾對日本有過份歌功頌德之言。至於王氏日後所著詩文，有明顯往日本靠攏者，其時王氏的國族認同或許已經流動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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