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-11-23

淺論《臺灣三字經》的版本、訛誤及書寫立場


        《臺灣三字經》,是在臺灣本土創作的啟蒙經典中,堪稱最有名且最重要者。此書出版於明治三十七年(1904),成為作者王石鵬最有名的代表作。甚至在出版過後三十年,洪鐵濤仍署名「懺紅」在《三六九小報》上感慨:「余少時,曾見新竹王石鵬先生所著之臺灣三字經,仿蒙經之例,音節和諧,少年易於上口,必讀之教本也。十數年來,坊間不見代售,想已絕版久矣!……(中略)……有心人盍不起而重鐫之 ?」可見此書當時受重視的程度。

        正因《臺灣三字經》叫好叫座,自戰後始,每隔一段時間即有出版社重刊,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、經緯書局等。解嚴之後,本土意識抬頭,此書成為地方文化、鄉土教材的重要文獻,重新校譯出版者更眾 。

        然而,在眾多版本的《臺灣三字經》中,彼此有些許的差異,可能導致讀者認知的錯誤,需要重新校訂,這些文字版本不一的情況如何?在內容方面,王氏創作此書時年紀尚輕;且當時學者對於臺灣研究,尤其是日人對臺灣的系統新式研究,也才初始未久,因此以王氏一己之力書寫「臺灣百科」,不免有疏漏謬誤之處。以現今眼光審視,有哪些不合事實的內容?另外,王氏身處民族重新認同的時代,他以哪個民族的立場來書寫臺灣?本文擬探討這些問題,作為後人重編《臺灣三字經》或者著手作相關研究的參考資料。

        在討論這本書之前,先對王石鵬作一個簡單介紹。

        王石鵬,字箴盤,號了庵,生於清光緒三年(1877),卒於日治昭和十七年(1942),臺灣新竹人。十歲能通韻語。十五歲入舉人鄭家珍門下,鄭甚器重之。好讀近世譯本。詩文並佳,尤工隸書、篆刻。與王松、王國垣(瑤京)同宗且同鄉里,時相唱和過從,人稱「新竹三王」;又以文采風流與竹塹名士謝介石為莫逆交,遂又有「新竹二石」之稱。1926年任《臺灣新聞報》漢文部記者、主筆,遷居臺中,與中部文人往來密切,加入櫟社。王氏亦通曉日語,與日人相交熟稔。

        1895年日軍入臺時,王氏渡海至閩南避亂,至1897年東渡回臺。不久,有感學習日語之必要,進入國語傳習所,1898年畢業,進入臺北師範學校就讀,接受日本新學與文字。《臺灣三字經》成書於1900年,就是大約在此時期的創作,當時王石鵬才二十四歲。

 
        《臺灣三字經》內容可以分成兩部份,一是三字成句、隔句押韻的「文本」,以及以散文體對文本進一步說明的「譯注」。「文本」自然是本書的主體,然而目前所見各種刊本,在文本上即有數處出入,成為閱讀、研究的困難。

        《臺灣三字經》原刊印於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五日(1904,光緒三十年),早已難得一見,今日傳世多種刊本,均非原貌,皆為重新排版印刷本,大都以民國五十三年臺南市經緯書局出版者為主要依據。多種刊本中,內容最豐富的註釋本為2002年十月初版,劉芳薇校釋的《臺灣三字經校釋》一書。

        筆者以上述三版本作為當代《臺灣三字經》影響最深的代表,詳細考證,將其明顯的訛誤一一檢出,以免一再流傳而貽誤後學。

        一、明治年間的原刊本誤處,計有:
(一)「明運竭,有成功,破大浪,師渡東」,「大」字作「天」,形似之誤。
(二)「葬死者,裹皮埋,以片石,覆屍骸」,「裹」字作「裏」,形似之誤。
(三)「首稻穀,次甘藷,當成熟,長尺餘」,「穀」字作「谷」,俗字之誤。
(四)「恒春縣,極南方,民蕃聚,守一疆」,「疆」字作「彊」,形似之誤。
(五)「琉球島,珊瑚巖,漁夫住,集漁帆」,「帆」字作「航」,同義之誤。
(六)「陳蘇張,諸小醜,既滅之,旋復有」,條下註釋「陳辦」,誤作「陳辨」,然陳辦、陳辨兩名皆見於史料。但以今日嘉義縣新港鄉境內尚有「陳辦崙仔」地名,可旁證應為「陳辦」而非「陳辨」。近代正式學術研究發表多用陳辦。
(七)「最猖狂,施九緞,圍彰城,既敗竄」,「緞」字作「段」,形似之誤。施九緞、施九段兩名皆見於史料,近代正式學術研究發表多用施九緞。
(八)「建書院,立學堂,至今日,大改良」,條下註釋「盛興」作「盛覺」,形似之誤。
(九)「製魚鮞,惟此美,育牡蠣,海之涘」,條下註釋「魚鮞」、「牡蠣」作「牡鮞」、「魚蠣」,排版時鉛字錯置之誤。
(十)「島之中,乏草木,以魚類,易五穀」,條下註釋「高粱」作「高梁」,形似之誤。

        二、經緯書局版明顯訛誤處,計有:
(一)「遇颶風,船東止,入臺灣,自此始」,「颶」字作「颱」,形近之誤。
(二)「遇商船,肆劫掠,迨報讐,幾就縛」,「縛」字作「縳」,形近之誤。
(三)「其東部,水頗深,視斷岸,如峻岑」,「岑」字作「嶺」,該局誤以「峻嶺」較為成詞,殊不知完全不符押韻之道。
(四)「香山灣,近新竹,由鳳崥,白砂角」,「崥」字作「岬」,形近之誤。
(五)「其險崖,六千尺,至北端,從此適」,「其險」作「基隆」,形近之誤。
(六)「論地勢,南北端,山脈峻,島脊闌」,「峻」字作「崚」,形近之誤。
(七)「論湖沼,最名區,埔裏內,水社湖」,「埔裏內」作「埔裏社」,擅自更改之誤。
(八)「或竹屋,大樹遮,稍構造,自成家」,「家」字作「居」,擅自更改,完全違背押韻之道。
(九)「大甲產,三稜草,蛟文蓆,織得好」,「蛟」字作「咬」,形近之誤。
(十)「西北方,夏炎熱,冬陰寒,常降雪」,「熱」、「雪」作「熟」、「雲」,形近之誤。
(十一)「及秋季,變信風,雨旋至,自濛濛」,「信風」作「風信」,粗疏之誤,不解格律之道。
(十二)「澎湖間,大小島,五十五,相環抱」,條下註釋「倉島」,逕改作「鳥島」,查澎湖群島中有「大倉嶼」和「鳥嶼」,此處需再考證。

        由於深感《臺灣三字經》有其重要價值,歷來卻沒有一本完全勘誤正確的文本;數十年來勠力研究傳統啓蒙書的黃哲永老師,已在2007年將該書文本進行修正、新註,並收錄於自印之《讀冊識臺灣》乙書中,相信這項重要工程,對於後學之啓發,必有更進一步的助益。

        王石鵬在《臺灣三字經》自序道:「時久事繁,以予管見,凡書籍有關於臺灣者計有三百餘種,層出不窮,難以全閱。予用是竊有憾焉,思欲輯為一書,而未得其暇。庚子春杪,適在臺北師範學校,接家電促歸,遂丁父艱。居鄉讀禮餘閒,爰不揣固陋,採諸家之雜說及從東文譯出,編成韻語;仿宋王伯厚先生所著之三字經體,因顏曰『臺灣三字經』。」可知大量爬梳臺灣相關典籍、撰寫一本集大成而又淺顯易懂的「臺灣學」書籍,原來就是王氏夙願。

        然而臺灣的各種研究與資料,做出有系統的彙整工作,大多是日治之後的事,王氏在日治之後不過五年(1900),便著手撰寫,其資料蒐集之困窘可以想見。例如書中有一大篇幅描述臺灣原住民的生活與文化,然而臺灣原住民及史地研究的重要人物伊能嘉矩,在1900年才與粟野傳之烝合著《臺灣蕃人事情》,而伊能嘉矩的《臺灣志》、《臺灣蕃政志》則分別要遲至1902年、1904年才出版;這些新式人類學家來臺的原住民研究,王氏在撰寫《臺灣三字經》時應該無從得見。時過境遷,一百年過去,臺灣研究的累積成果自然不可同日而語,是以後人重新譯注《臺灣三字經》時,還需在內容上多作訂正。

        《臺灣三字經》內容面向多元,王石鵬自述該書的分類:「首敘位置、名稱、治亂、沿革,繼敘蕃部種族、山川、物產及經濟上之事業,莫不略舉其端;雖曰地理,而歷史寓焉。」而實則細分還可分為:首論、位置、幅員、名稱、竊據、治亂、沿革、面積、海岸、地勢、山嶽、河流、湖沼、湧泉、溫泉、岩石、礦業、植物、動物、住民、蕃族、風俗、農產、婚姻、祭葬、住居、產業、農業、林業、牧畜、工業、商業、氣候、都邑、島嶼、結尾 。由於筆者曾經譯注《臺灣三字經》內容,在進行這項工作期間,發現若干須予以修改之處,在此舉例部份以供參考:

        (一)「遇商船,肆劫掠;迨報讎,幾就縛」句下,曾有版本譯注荷方長官努依茲之子為「考連斯」,經查證後其子名為Laurens ,此名現代多譯為「羅倫斯」,若考慮音譯,「考連斯」應作「老連斯」才符合Laurens的發音。「考」為「老」字形似之誤。

        (二)「滄桑跡,恆變遷;採金讖,豈其然」句下,王氏譯注:「昔荷蘭人有相傳讖語云,臺灣產金太盛之時,必易其主」,然筆者曾在其他文章發現,此讖語為原住民所流傳,可惜截至本文完稿之日,筆者尚找不出是在哪一本書所載。

        (三)「又基隆,河流上;生砂金,採取廣」句下,王氏譯注:「基隆河上流之間,砂金最多,大粗坑及紅頭嶼頂亦皆有產金」,然而現代地理學證明,「紅頭嶼」蘭嶼並未產金,王氏所述顯然是蘭嶼島頂呈赤褐色所衍生的傳說。

        (四)「古時代,移住民;巫來由,比律賓」句下,王氏云臺灣原住民來自菲律賓等地,屬於馬來族。然而近代的民族學和語言學對原住民的來源已有不同的看法,甚至認為臺灣才是南島語族的發源地。

        其他仍有許多值得再三推敲之處,例如王氏對原住民的諸多描述,部份是當時的研究不足而有所謬誤,部份則未將原住民的各族清楚分類敘述;以及許多地名、器物的新舊名之辨,這都是後人在重新修訂《臺灣三字經》時,應該在延伸說明中多下的考證工夫。

        在此吾人還需注意到:《臺灣三字經》王氏通篇以韻文寫成,字數和韻腳都成為敘述時的限制,如同戴著手鐐腳銬跳舞,因此勢必會有部份資料無法細說或略過不提,加上百年前學術成果有限,因此造成內容闡述及系統整理或有不足之處。然而王氏在當時就能注意到這些面向,蒐羅資料,獨力為文;尤其關於原住民的部份,他花了比閩、客移民部份更大的篇幅來敘述其文化特色,未有漢民族沙文主義,實屬難能可貴。


        再來談《臺灣三字經》的書寫立場。其首四句為:「爾小子,生於斯;地理誌,宜先知」,因此久來王氏被讚譽富有臺灣意識。然而後殖民理論中有「流動認同」之說,指人由於亡國或離鄉等因素,對文化混雜現象有所認識,而造成多重認同現象。有論者因此認為王氏由於強調新學的治學態度,使其國家認同往日本傾斜,《臺灣三字經》是以日本為本位書寫的 。確實,王氏在書中使用了日本紀年、以「支那」稱呼「中國」等,是較為貼近日本立場的書寫。然而論者所舉王氏展現日本本位思維的例子,筆者認為尚有討論的餘地。或曰認為王氏介紹臺灣的古名,特別介紹日本稱臺灣為「高砂國」,以示日本自古便已知道臺灣;提及海寇林道乾、顏思齊、鄭芝龍時,王氏也敘及他們與日本曾有糾結往來;敘述荷人佔臺時,不忘舉出日人亦曾遭荷人劫掠,以拉近其日本與臺灣的距離。論者認為以上事件與日本的互動關係,對整個臺灣歷史而言,其實無關宏旨,微不足道,王氏卻刻意安排日本在此出現,以拉近臺灣與日本的關係。然而筆者認為,這些事情原本就和日本關係密切,並非王氏刻意安排。

        例如「日人曾遭荷人劫掠」一節,指的是1626年的濱田彌兵衛事件,雖然是日、荷兩方之事,但發生的舞臺卻是在臺灣,書寫臺灣歷史時提及此事件,並非無關宏旨,筆者手邊的參考書《臺灣史100件大事》 ,濱田彌兵衛事件即佔了其中一件。此事件突顯出臺灣在國際貿易中的商業價值,書寫臺灣史時自是不能不提。另日本稱臺灣「高砂國」、海寇與日人有所關係等,翻閱現今坊間臺灣歷史書籍,也大多記上一筆,證明並非王氏刻意將微不足道的瑣事拉進臺灣史中。

        王石鵬究竟對於日人治臺,怎麼看待?在當時的高壓氛圍中,「無地可容人痛哭,有時須忍淚歡呼(葉榮鍾詩) 」,許多臺灣人真正的聲音,是不能公開發表的。我們且看王氏書首的自序:「迨乙未之際,白馬盟成,又遭紅羊劫換」,王氏以這樣簡短的句子交代從清朝到日治的時期,卻透露出他的感觸。「白馬盟成」引用漢高祖劉邦殺白馬定盟約的典故,比喻清朝與日本所訂立的馬關條約。然而接著的卻是「紅羊劫換」,「紅羊劫」是一種歷史讖緯之說,原指值逢丙午、丁未年,國家會遇大的動亂及災禍,後來泛指國難。日軍來臺,王氏以「紅羊劫換」喻之國難,這樣的說法,可見王氏並不是以日本國當作本位的。

        雖然如此,王石鵬仍是一個能屈能伸的文人,並未反抗日本到底。他返臺後不久,便知曉日語的重要性,立即參加國語傳習所,而後進入臺北師範學校就讀,立志任教,而《臺灣三字經》就是在這段期間完成的。從這樣的動機和背景看來,王氏著《臺灣三字經》是為了撰寫一本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下,可以廣為流傳、教授的童蒙教科書;而非違反體制,只能在地下小眾流傳的反抗文學。因此,他當時雖然未能完全認同日本,卻也配合了日本的規範,用了日本的年號、日本的稱謂來書寫,在文本中也幾度把臺灣與日本連結、敘述日本新建設的豐功偉業等。因此使得從王氏詩文來解讀其國族認同,確實呈現相當曖昧的態度。

        《臺灣三字經》流行百年,歷久不衰,自有它獨特的魅力與意識型態。可惜百年以來,少有學者細心去作校勘工作,並以格律去再三推敲其韻腳字,以致版本不一,用字錯謬,甚至王氏在1904年的初版本都有未能校對檢出的錯誤。本文不避繁雜,將三個常見版本的錯字一一挑出,作為後人重編《臺灣三字經》時的參考。

        文本校對無誤,繼而審視內容。王氏著書時年紀尚輕,學識還未登峰造極;加上當時臺灣學的相關研究,累積成果不如今日;再考慮整篇文本皆是以固定字數成句、必須符合押韻格律的韻文寫成,不像散文可自由抒發闡揚,因此必然有遺珠或含糊之處。由於以上三個因素,《臺灣三字經》提及的面向涵蓋甚眾,卻尚不能稱面面俱到;雖然有分類闡述,然而系統條理仍未臻完美;由於新的研究成果出現,或者書中所載人事地物時過境遷,使得內容不能達到百分之百的正確;然而作為一本「臺灣學入門」的童蒙教材,無疑是不可動搖的經典。若後人新編《臺灣三字經》時能重新考訂內容,則此書當能繼續流傳,豈只再傳百年!

        《臺灣三字經》背後蘊含的國族認同相當微妙,富臺灣意識者著眼它「爾小子,生於斯;地理誌,宜先知」----如同「汝為臺灣人,不可不知臺灣事」之精神;日本政府卻也中意它配合日本政策,宣揚日人來臺建設成物產豐美的寶島;於是造成富臺灣意識者讚揚它,日本官方也默認它的現象。究其原因,乃王氏是極識時務的文人,避亂返臺後立即學習日語,立志投身教育。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,《臺灣三字經》字裡行間微微透露出並不認同日本,卻又配合日本國策的矛盾情緒。吾人不妨這樣看:《臺灣三字經》是王氏自幼以來,熱衷研究臺灣學、亟欲從事教育這兩大志願之合成,然而在日本統治下,為求教材廣為流傳,只得配合日方規範寫成;然而綜覽全書,亦未曾對日本有過份歌功頌德之言。至於王氏日後所著詩文,有明顯往日本靠攏者,其時王氏的國族認同或許已經流動了。

沒有留言:
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