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戰後國語熱

 

        與鄭成功、史豔文並列民族三大救星的先總統    蔣公把萬惡的、發動918事變的、導演盧溝橋事變的、 扶植偽滿州國的、縱容南京大屠殺的、意淫釣魚台的小日本鬼子從台島趕走以後，台灣終於從鬼島躍升為美麗的寶島。臺灣光復，普天同慶，大家為了迎接祖國官員的劫收 接收，本來在日治時代被打壓得抬不起頭來的漢文教育，又重新抬起頭來，而且這次還要大聲用國語來朗誦呢。

        「國語」這詞彙，對1945年年初的台灣人而言，是日語；然而對1945年年底的台灣人來講，是中華民國的北方官話。嗚呼，教改像月亮，初一十五不一樣，原來這句話古已鑑之；這下子，大家趕緊把「あいうえお」的課本丟了，改學ㄅㄆㄇㄈ去也。

        台灣從清代已有之的書房（私塾），在日人領台初期，由於兵馬倥傯、時局動亂，大家不是去殺敵就是被敵殺去了，書房一度減少，幾乎瀕臨關閉；後來全台大致平定，大約是1897年之後，大家在武士刀底下乖乖過日子，為了找黃金屋、顏如玉，又讀書去了，書房數目激增。日人看書房教育已經根深蒂固，也不敢輕易撼動，大約是怕有流浪教師問題 。加上當時公學校尚未普及，士紳大多支持傳統漢文教育等因素，日人只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讓書房發揮公學校範圍所不及的教育功能，不過對書房的約束越來越多。1903年之後，台灣的書房數目開始減少，後來根本是像退潮一樣地銳減；少數書房死撐活撐，熬到1943年全台實施義務教育制度，全面禁止書房教育，才退出教育舞台。

        戰爭結束了，台灣人又可以重新書寫漢文， 然而這漢文說來有些尷尬----只有老一輩讀過書的人才會寫，年輕一代受的是日文教育，漢文寫不出來也。對全台灣人而言，最難的，還是要捲起舌頭去學新的國語。

        難雖難，國語還是要學的。於是各地書房的招牌又從瓦礫堆中扶起，漢文仙又教起漢文。當時在中國所用的小學課本尚未來台 ，在戰爭結束到小學課本來台之間的兩年內，是一段沒有課本的空窗期，漢文仙便拿起以前慣用的初級漢文讀本，或用國語、或用台語、或用客語來教學。至今仍有不少七八十歲的老阿伯，四處打探哪裡有人賣當年他們誦念的「人有二手，一手五指......」

        但是這套漢文讀本，只能算是「一部教材，各自表述」，各族群用各族群的語言來讀。真正完全就是編來學國語的教材 ，就我所看過最早的文獻，大約是明心文化研究會編的「國語會話教科書」了。

        這本「國語會話教科書」，出版時間為1945年11月10日，比張良澤在1977年中國時報發表「臺灣光復初期的小學國語教本」時，內文所說張氏所寓目最早教本----林忠編著的「國語廣播教本」----還早出版了十八天。

        然而，要論發行量、知名度、影響力，還當推林忠編著的「國語廣播教本」。此教本出版日期是1945年11月28日，也就是距日本宣佈投降後三個月就生出來的，不可謂不猴急。林忠（林海濤）一得知日本投降消息，大概連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都還沒講完，就馬上伏案著手編寫這套教材。當時台灣沒有國語注音符號的活字印刷，還是馬上請人鐫刻出來的。當時銷路不錯，據說印了幾十萬本，還有盜版流傳。大家拿著書，固定在每天晚上七點到七點三十分聽著廣播對照著書來學----這怎麼讓我想起高一那年讀「大家說英語」的情景----這就是台灣第一波國語熱。

        林忠是台灣廣播電台台長，後來228事件時，民眾包圍電台時他也曾出來交涉，牽扯入事件中。這自然是另一個故事了。

        戰後初期的國語熱，除了上面兩種國語課本，還有「標準國語講義錄」四冊，這四冊其實早在1942年便已發行，當時名為「標準中國語講義錄」。戰後，直接把書拿來，把「中」字去掉改名叫「標準國語講義錄」就可以出版了----甚至內文還是日文的講解。當時政府體諒大部分台灣人懂日文不懂漢字，是暫時允許日文出版品的。

日治時代的「標準中國語講義錄」

戰後初期的「標準中國語講義錄」，直接把書名原有的「中」字拿掉就可以再版了。

連內容都不必改，照日治時代的日文講解就行。

        當時國語熱延燒全島，各大小單位都紛紛編輯國語教材和字典，以利國語自修和教學。上述幾種教材，只是拿出個人相關藏書做代表而已。

        上述的漢文讀本、國語廣播教本、標準國語講義錄等，畢竟只是自學用的教材。1946年，民報刊載了一則這樣的新聞：「本省接收伊始，情形特殊，國定本教科書，不盡適用，教育處有鑑於此，特由教材編輯委員會編輯國民學校暫用國語課本甲編五十課，供一二三年級之用。乙編五十課，供四五六年級之用......」中國用的的課本還沒來，就先編個臨時的課本頂著先，這就是「國民學校暫用國語課本」產生的因緣。

        不過話說回來，戰後的書房漢文仙教國語的畢竟還是少數，尤其後來大家進入國民學校就讀，學國語自有官方教育體制安排。所以戰後的書房，仍以閩南語（或客語）傳授傳統文學為主。曾購入數本老筆記本，封面署「民國四十三年」，內容為手寫「幼學故事瓊林」及「指南尺牘」等，除了抄錄內文之外，在筆記本空白處另抄錄了該頁之難字，外加閩南語諧音字或日文標音。由此可以證明遲至終戰之後，民間尚有人進行傳統啟蒙教材的修習，並且仍以臺灣傳統學習漢文時，所用的閩南語文讀音誦念；筆記本中另抄錄台人黃錫祉所撰「千家姓」，也證明這本編撰於日治時代的蒙書，確實在民間書房流傳、誦讀著。

 

        不管用什麼語言去學習，看到這些趕在戰後第一時間就編印出版，甚至可謂克難的各種讀本和手抄筆記，台灣人孜孜好學，埋首苦讀的景象就彷彿呈現眼前。行文至此，我決定把以前畫滿漫畫的筆記本燒了，免得傳到百年之後，成為歷史文獻落後人口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