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-01-04

張淑子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


         台灣人因為種種因素,早期編寫的蒙書並不多,私塾裡誦讀的仍多是先祖從中國來的「三百千」。阿本仔來了之後,帶來了新的國族觀念,也引入大量現代化設施,臺灣文人有感於古人編撰的童蒙教材已經不夠「潮」,便開始著手編寫屬於臺灣學童的教材。其中張淑子有一本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,這幾天正好在手邊玩賞,順便留個紀錄。

        張淑子(1881-1945),臺中大雅人。1903年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,在公學校執教多年,1922年轉赴彰化高等女學校擔任教諭,1927年辭職轉任台灣新聞社漢文部編輯主任。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就是在這段期間編寫的,因此內容多見於《臺灣新聞報》。後又南下擔任台南新報社漢文部編輯主任。

        張淑子愛好漢詩,對傳承漢學使命感極深,擔任漢文版編輯時常刊登各地文人詩稿,幫助漢學之振興。本身亦加入大雅吟社、臺灣文社,曾投稿崇文社徵文。據《大雅鄉志》、《臺中縣志》紀錄,張氏還曾加入櫟社和文協。

        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一書,從書末「昭和四年四中抄錄台灣新聞」可知約寫於1929年,同年七月印刷發行;另有一個版本是1935年一樣由蘭記出版。內容無序文、例言、跋文、注釋等,全書八頁十六面,只有正文,作者並未自敘編輯動機,因此只能從正文內容去推論。


        正文每句三字,共五百零二句,計一千五百零六字。原書未分段,我將正文大綱分為:

        一、勸學:由首句「為學者,修此詞,句易讀,義易知 」始,到「況少時,學尤易,力正強,休自棄 」,說明本書教授臺灣島的各種事情,要趁少年時就好好努力學習,並且舉了日本勤學模範二宮尊德、學問之神菅原道真之例,勉勵讀者求學譬如愚公移山,要不辭辛勞。二宮尊德的塑像日治時期臺灣學校也有,大概就跟現在學校孔子塑像的量一樣多,戰後當然被拆光了,現在台北百城堂書店老闆的右上方櫃子就有一尊。菅原道真是日本的學問之神,乃是考生必拜,地位跟臺灣文昌帝君差不多吧,不過張淑子在兩版的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都印成「管」原道真了,害我搜尋老半天都沒資料。

        二、禮儀道德:由「在學校,尊師訓,學要勤,疑思問 」始,至「彼幼年,曉禮義,爾諸生,宜著意 」,實際舉例在學校的言行規矩,以及分述對同學、朋友、父兄、叔伯、母親、姑姨、長者應有的態度。再由「勿驕傲,勿佚遊,心一放,自難收 」到「彼桑條,從小鬱,及長大,鬱不屈 」,勸讀者切勿賭博、偷竊,若從小放蕩輕浮,長大便難以導正,臺灣諺語「細漢偷挽匏,大漢偷牽牛」是也。

        三、教育沿革:由「昔滿清,御臺灣,教育事,付等閑」始,到「中學校,漸次興,高等設,大學成,教育備,如林立 」,講述日治之後的教育設施,分述基礎教育、師範教育、女學校、農工業學校、醫學校、中學校、高等學校等。


        四、物產:由「今台灣,稱樂土,殖貨財,集商賈 」始,至「廣栽蔗,製為糖,如山阜,售四方 」,敘述臺灣氣候溫暖,有山海之利,物產豐富,商賈雲集。並實際列舉了蠶桑、金砂、煤炭、硫磺、茶葉、甘蔗等產物。

        五、現代建設:由「設郵便,設電信,通音問,捷而迅 」到「市區改,道路寬,比往昔,成大觀 」,舉郵政、電信、鐵路、汽車、自來水、電燈、苗圃、公園、輕便車、自轉車、自動車等現代設施及交通工具,營造出欣欣向榮的氣象。
 
        六、人物:由「改隸初,匪患生,親王至,討而平 」始,至「昔曹公,廣公益,開埤圳,貽厚澤 」,列舉對人民有貢獻的人物:北白川宮能久親王、芝山巖六氏先生、楠木正成、賑饑的鈴木氏、恤孤的廣虫氏、建設曹公圳的曹謹等。並強調面臨大敵仍無所恐的忠勇精神,乃是「大和魂」。

        七、女子:由「為男子,仿古賢,為女子,亦宜然 」,至「古賢婦,不外是,盡其誠,可比美 」,勉勵女子宜有傳統的三從四德,勤於紡織、裁縫、烹飪、蠶桑,知曉禮義廉恥。

        八、衛生:由「凡萬物,人最靈,養身體,切叮嚀 」,至「寒暑氣,要知防,冬宜溫,夏宜涼 」,傳遞衛生知識,例如注重飲食、洗浴、睡眠對身體的保養,穿著、居家都要整潔、通風,保持冬暖夏涼。 

        九、改革陋習:由「衛生上,能適宜,俗美惡,又當知 」,至「今世界,重文明,舊風氣,漸變更 」,揚棄風水迷信,宣導需改革辮髮、纏足、鴉片三大陋習。

       十、臺灣歷史:由「昔臺灣,名未著,荷蘭人,始佔據 」,至「國富強,雄世界,仰英風,皆下拜 」,敘述自荷領時期至日俄戰爭(1904-1905),日本併吞朝鮮與中國關東為止的歷史,共一百零一句,佔全書最多篇幅,其中日治後的改革、外交史又佔最重。

        十一、結語:由「居此國,生斯時,宜奮志,成男兒 」,至全書結尾「年易老,當及時,亟黽勉,念在茲 」,勉勵讀者博通古今,明理致知,慈眾忠君,最後再以勸學作結。 


        全書許多地方顯然模仿《三字經》的結構,例如都有勸學的部分,全文也以勸學作結;禮儀道德、歷史興衰也是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與《三字經》皆有的篇章;並且同樣常舉例有德行的人物以為楷模,令讀者發起見賢思齊之情。不同的是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所述的歷史興衰,乃是台灣史而非中國史,且特重日治發展史;所舉例楷模人物,多為日人。尤其談及台灣教育沿革時,「昔滿清,御臺灣,教育事,付等閑。歸我轄,百事興,設學校,日蒸蒸 」,那句「歸我轄」的「我」自然是日本。由此可見,張淑子的國家認同比以「紅羊劫換」喻清國之難的王石鵬更往日本傾斜。

        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的內容,大多淺顯易懂,並且常與官方基礎教育教材連結。例如內容提及的人物「六先生,皆遭難」,此六氏先生事蹟亦出現於總督府所編《公學校唱歌集》第四學年〈六氏先生〉歌詞中;又「楠廷尉,遭賊亂」記述楠木正成父子的事蹟,也出現於1922年公學校第五學年第二、三學期的日本歷史科中 ;「二宮氏,十歲餘,日編履,夜讀書」所舉的二宮尊德故事,亦出現於總督府編的《臺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》卷五(1916年);今日讀之只覺語焉不詳的「鈴木氏,有慈仁,傾家產,賑饑民」四句,鈴木氏原來亦非無名之輩,《臺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》卷三(1911年)有一課〈小女慈善〉,講的就是鈴木氏賑饑,其女亦捐出自己的衣服送給貧童的義行(但正文還有一句「廣虫氏」的義行,找不出來出自何處也,若有高手能告知,不勝感激)。同樣出現在《臺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》卷三的課文尚有〈家屋〉、〈住所〉、〈郵便〉、〈糖〉等,與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裡講述居家整潔、現代設施、臺灣物產等篇章可以互相參照。

        因此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內容大多由當時學校各科課程取材而來,可以當成總督府所編輯教科書之外的補充教材;其精神與當時的台灣教育重要刊物《臺灣教育》的特色作比較,如推廣教育、改革風俗、國民性、傳記人物等內容也相當一致,這自然與張淑子本身在公學校執教了近二十年的經歷有關----事實上張淑子也常投稿《臺灣教育》雜誌,或許因此在編撰此書過程中亦從《臺灣教育》雜誌取材。因此可以解釋為何這本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完全只有正文,沒有注釋----因為一來其用字遣詞淺顯易懂,老嫗能解;二則其用典常採用當時基礎教育的課文內容,對於上過公學校的孩童而言,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內文不解自明。


        張淑子著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,比之其他三字經體,更強調「精神教育」。其精神一言以蔽之,就是正文中提及的「大和魂」。從教育沿革、現代建設、衛生習慣、改革陋習的篇幅來看,多為歌誦或宣揚日本政府的建設改革。從正文提及的日人模範、日治歷史等來看,也顯然是認同日本的政策與精神涵養。當時「大和魂」一詞常見於時人詩文中,張淑子處於此時代氛圍中,畢生的工作又是為日本宣傳教化的公學校教師和《臺灣新聞》報的記者,不免受到影響,遂著成此書,希冀大眾讀之能「慎起居,認職分,淑其身,庶幾近。慈於眾,忠於君,人若此,斯出群」。張氏印行此書,乃著眼於教化意義,並非為商業考量。1929年十月七日的《臺灣日日新報》〈翰墨因緣〉欄為此書宣傳時,聲明可免費來函索取。此書版權頁上也特別附註「歡迎複印」,張氏的教育熱誠不言可喻。不過這本1935年版的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,版權頁上有印章印記蓋著「八錢」,顯見還是有販售本的。(題外話:當年八錢不知約是現在多少錢?)


        然而從以上內容,判定張淑子著作此書是往日本靠攏,替日本洗腦臺灣學童,那我們就太小看歷史的弔詭了。張氏曾撰〈內台人共婚論〉,文中提及「憶台灣隸日本帝國有二十餘載於茲矣,而不得同化於國民,恥也;而國民不能使殖民同化,亦恥也。要惟實行此內台人共婚,而漸漸進之以期洗此愧恥」,表現出張淑子亦主張日、臺要努力消除隔閡,但也指出這二十餘年來日本並未完成日臺平等之責。張惠芳在其論文《張淑子研究》指出張淑子為文要求政策日臺平等、人民奉公守法,與長期對日本政府柔性抗爭的林獻堂言論事實上是相似的 (林獻堂表示:「躺著也中槍。」)----因此不能以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的精神宣傳就斷定張淑子是完全站在日本的統治立場發聲,事實上,張淑子也在家開設私塾傳承漢學,亦曾加入有反抗意識的台灣文化協會;在1937年曾著〈漢文可廢漢學不可廢論〉一文,反對日本廢除各大報漢文欄,力陳漢學的重要性。

        所以,張淑子的結局呢?或許是對總督府在進入戰爭期間的各項高壓措施失望,平等政策失衡,文明教化倒退,張淑子轉而為抗日;在莊永明《臺灣記事----臺灣歷史上的今天》、陳炎正《大雅鄉志》、林世珍《臺中縣志》等書,都將張淑子定位為「抗日義士」。1944年,張淑子被捕入獄,期間日警常至家中搜查,著作遭受焚毀;隔年張淑子逝世 。這本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的刊行,與其說是為日本發言,毋寧說是實現作者推廣教育、發揚漢文的心願;其中對日本的歌誦,則是當時的時代氛圍下,對於統治者的寄望。武士刀下的歡呼,有時是葉榮鐘的「無地可容人痛哭,有時需忍淚歡呼」;有時是給予掌權者一點正向回饋,期待更好的未來吧。

        這本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相當罕見,少有人作討論。用網路基本查得到的資料是文獻專家老淘「偶買奇書得舊藏」於2007年發表的「日治時代幾種臺產《三字經》」,登了兩張1929年版的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書影。嘉大中文所研究生林明興於2008年論文台灣地區《三字經》與『三字經體』發展之研究引用老淘的敘述和書影,又做了一番分析。2010年(真快,居然已經是去年了)臺南大學台文所研究生張惠芳撰《張淑子研究》,算是目前為止,對於張淑子和這本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分析得最精闢的研究。本文也從上述三者處參考不少資料,一鞠躬拜謝。

     
    

沒有留言:
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