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淑子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

         台灣人因為種種因素，早期編寫的蒙書並不多，私塾裡誦讀的仍多是先祖從中國來的「三百千」。阿本仔來了之後，帶來了新的國族觀念，也引入大量現代化設施，臺灣文人有感於古人編撰的童蒙教材已經不夠「潮」，便開始著手編寫屬於臺灣學童的教材。其中張淑子有一本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，這幾天正好在手邊玩賞，順便留個紀錄。

        張淑子（1881-1945），臺中大雅人。1903年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，在公學校執教多年，1922年轉赴彰化高等女學校擔任教諭，1927年辭職轉任台灣新聞社漢文部編輯主任。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就是在這段期間編寫的，因此內容多見於《臺灣新聞報》。後又南下擔任台南新報社漢文部編輯主任。

        張淑子愛好漢詩，對傳承漢學使命感極深，擔任漢文版編輯時常刊登各地文人詩稿，幫助漢學之振興。本身亦加入大雅吟社、臺灣文社，曾投稿崇文社徵文。據《大雅鄉志》、《臺中縣志》紀錄，張氏還曾加入櫟社和文協。

        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一書，從書末「昭和四年四中抄錄台灣新聞」可知約寫於1929年，同年七月印刷發行；另有一個版本是1935年一樣由蘭記出版。內容無序文、例言、跋文、注釋等，全書八頁十六面，只有正文，作者並未自敘編輯動機，因此只能從正文內容去推論。

        正文每句三字，共五百零二句，計一千五百零六字。原書未分段，我將正文大綱分為：

        一、勸學：由首句「為學者，修此詞，句易讀，義易知 」始，到「況少時，學尤易，力正強，休自棄 」，說明本書教授臺灣島的各種事情，要趁少年時就好好努力學習，並且舉了日本勤學模範二宮尊德、學問之神菅原道真之例，勉勵讀者求學譬如愚公移山，要不辭辛勞。二宮尊德的塑像日治時期臺灣學校也有，大概就跟現在學校孔子塑像的量一樣多，戰後當然被拆光了，現在台北百城堂書店老闆的右上方櫃子就有一尊。菅原道真是日本的學問之神，乃是考生必拜，地位跟臺灣文昌帝君差不多吧，不過張淑子在兩版的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都印成「管」原道真了，害我搜尋老半天都沒資料。

        二、禮儀道德：由「在學校，尊師訓，學要勤，疑思問 」始，至「彼幼年，曉禮義，爾諸生，宜著意 」，實際舉例在學校的言行規矩，以及分述對同學、朋友、父兄、叔伯、母親、姑姨、長者應有的態度。再由「勿驕傲，勿佚遊，心一放，自難收 」到「彼桑條，從小鬱，及長大，鬱不屈 」，勸讀者切勿賭博、偷竊，若從小放蕩輕浮，長大便難以導正，臺灣諺語「細漢偷挽匏，大漢偷牽牛」是也。

        三、教育沿革：由「昔滿清，御臺灣，教育事，付等閑」始，到「中學校，漸次興，高等設，大學成，教育備，如林立 」，講述日治之後的教育設施，分述基礎教育、師範教育、女學校、農工業學校、醫學校、中學校、高等學校等。

        四、物產：由「今台灣，稱樂土，殖貨財，集商賈 」始，至「廣栽蔗，製為糖，如山阜，售四方 」，敘述臺灣氣候溫暖，有山海之利，物產豐富，商賈雲集。並實際列舉了蠶桑、金砂、煤炭、硫磺、茶葉、甘蔗等產物。

        五、現代建設：由「設郵便，設電信，通音問，捷而迅 」到「市區改，道路寬，比往昔，成大觀 」，舉郵政、電信、鐵路、汽車、自來水、電燈、苗圃、公園、輕便車、自轉車、自動車等現代設施及交通工具，營造出欣欣向榮的氣象。
 
        六、人物：由「改隸初，匪患生，親王至，討而平 」始，至「昔曹公，廣公益，開埤圳，貽厚澤 」，列舉對人民有貢獻的人物：北白川宮能久親王、芝山巖六氏先生、楠木正成、賑饑的鈴木氏、恤孤的廣虫氏、建設曹公圳的曹謹等。並強調面臨大敵仍無所恐的忠勇精神，乃是「大和魂」。

        七、女子：由「為男子，仿古賢，為女子，亦宜然 」，至「古賢婦，不外是，盡其誠，可比美 」，勉勵女子宜有傳統的三從四德，勤於紡織、裁縫、烹飪、蠶桑，知曉禮義廉恥。

        八、衛生：由「凡萬物，人最靈，養身體，切叮嚀 」，至「寒暑氣，要知防，冬宜溫，夏宜涼 」，傳遞衛生知識，例如注重飲食、洗浴、睡眠對身體的保養，穿著、居家都要整潔、通風，保持冬暖夏涼。 

        九、改革陋習：由「衛生上，能適宜，俗美惡，又當知 」，至「今世界，重文明，舊風氣，漸變更 」，揚棄風水迷信，宣導需改革辮髮、纏足、鴉片三大陋習。

       十、臺灣歷史：由「昔臺灣，名未著，荷蘭人，始佔據 」，至「國富強，雄世界，仰英風，皆下拜 」，敘述自荷領時期至日俄戰爭（1904-1905），日本併吞朝鮮與中國關東為止的歷史，共一百零一句，佔全書最多篇幅，其中日治後的改革、外交史又佔最重。

        十一、結語：由「居此國，生斯時，宜奮志，成男兒 」，至全書結尾「年易老，當及時，亟黽勉，念在茲 」，勉勵讀者博通古今，明理致知，慈眾忠君，最後再以勸學作結。 

        全書許多地方顯然模仿《三字經》的結構，例如都有勸學的部分，全文也以勸學作結；禮儀道德、歷史興衰也是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與《三字經》皆有的篇章；並且同樣常舉例有德行的人物以為楷模，令讀者發起見賢思齊之情。不同的是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所述的歷史興衰，乃是台灣史而非中國史，且特重日治發展史；所舉例楷模人物，多為日人。尤其談及台灣教育沿革時，「昔滿清，御臺灣，教育事，付等閑。歸我轄，百事興，設學校，日蒸蒸 」，那句「歸我轄」的「我」自然是日本。由此可見，張淑子的國家認同比以「紅羊劫換」喻清國之難的王石鵬更往日本傾斜。

        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的內容，大多淺顯易懂，並且常與官方基礎教育教材連結。例如內容提及的人物「六先生，皆遭難」，此六氏先生事蹟亦出現於總督府所編《公學校唱歌集》第四學年〈六氏先生〉歌詞中；又「楠廷尉，遭賊亂」記述楠木正成父子的事蹟，也出現於1922年公學校第五學年第二、三學期的日本歷史科中 ；「二宮氏，十歲餘，日編履，夜讀書」所舉的二宮尊德故事，亦出現於總督府編的《臺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》卷五（1916年）；今日讀之只覺語焉不詳的「鈴木氏，有慈仁，傾家產，賑饑民」四句，鈴木氏原來亦非無名之輩，《臺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》卷三（1911年）有一課〈小女慈善〉，講的就是鈴木氏賑饑，其女亦捐出自己的衣服送給貧童的義行（但正文還有一句「廣虫氏」的義行，找不出來出自何處也，若有高手能告知，不勝感激）。同樣出現在《臺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》卷三的課文尚有〈家屋〉、〈住所〉、〈郵便〉、〈糖〉等，與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裡講述居家整潔、現代設施、臺灣物產等篇章可以互相參照。

        因此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內容大多由當時學校各科課程取材而來，可以當成總督府所編輯教科書之外的補充教材；其精神與當時的台灣教育重要刊物《臺灣教育》的特色作比較，如推廣教育、改革風俗、國民性、傳記人物等內容也相當一致，這自然與張淑子本身在公學校執教了近二十年的經歷有關----事實上張淑子也常投稿《臺灣教育》雜誌，或許因此在編撰此書過程中亦從《臺灣教育》雜誌取材。因此可以解釋為何這本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完全只有正文，沒有注釋----因為一來其用字遣詞淺顯易懂，老嫗能解；二則其用典常採用當時基礎教育的課文內容，對於上過公學校的孩童而言，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內文不解自明。

        張淑子著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，比之其他三字經體，更強調「精神教育」。其精神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正文中提及的「大和魂」。從教育沿革、現代建設、衛生習慣、改革陋習的篇幅來看，多為歌誦或宣揚日本政府的建設改革。從正文提及的日人模範、日治歷史等來看，也顯然是認同日本的政策與精神涵養。當時「大和魂」一詞常見於時人詩文中，張淑子處於此時代氛圍中，畢生的工作又是為日本宣傳教化的公學校教師和《臺灣新聞》報的記者，不免受到影響，遂著成此書，希冀大眾讀之能「慎起居，認職分，淑其身，庶幾近。慈於眾，忠於君，人若此，斯出群」。張氏印行此書，乃著眼於教化意義，並非為商業考量。1929年十月七日的《臺灣日日新報》〈翰墨因緣〉欄為此書宣傳時，聲明可免費來函索取。此書版權頁上也特別附註「歡迎複印」，張氏的教育熱誠不言可喻。不過這本1935年版的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，版權頁上有印章印記蓋著「八錢」，顯見還是有販售本的。（題外話：當年八錢不知約是現在多少錢？）

        然而從以上內容，判定張淑子著作此書是往日本靠攏，替日本洗腦臺灣學童，那我們就太小看歷史的弔詭了。張氏曾撰〈內台人共婚論〉，文中提及「憶台灣隸日本帝國有二十餘載於茲矣，而不得同化於國民，恥也；而國民不能使殖民同化，亦恥也。要惟實行此內台人共婚，而漸漸進之以期洗此愧恥」，表現出張淑子亦主張日、臺要努力消除隔閡，但也指出這二十餘年來日本並未完成日臺平等之責。張惠芳在其論文《張淑子研究》指出張淑子為文要求政策日臺平等、人民奉公守法，與長期對日本政府柔性抗爭的林獻堂言論事實上是相似的 （林獻堂表示：「躺著也中槍。」）----因此不能以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的精神宣傳就斷定張淑子是完全站在日本的統治立場發聲，事實上，張淑子也在家開設私塾傳承漢學，亦曾加入有反抗意識的台灣文化協會；在1937年曾著〈漢文可廢漢學不可廢論〉一文，反對日本廢除各大報漢文欄，力陳漢學的重要性。

        所以，張淑子的結局呢？或許是對總督府在進入戰爭期間的各項高壓措施失望，平等政策失衡，文明教化倒退，張淑子轉而為抗日；在莊永明《臺灣記事----臺灣歷史上的今天》、陳炎正《大雅鄉志》、林世珍《臺中縣志》等書，都將張淑子定位為「抗日義士」。1944年，張淑子被捕入獄，期間日警常至家中搜查，著作遭受焚毀；隔年張淑子逝世 。這本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的刊行，與其說是為日本發言，毋寧說是實現作者推廣教育、發揚漢文的心願；其中對日本的歌誦，則是當時的時代氛圍下，對於統治者的寄望。武士刀下的歡呼，有時是葉榮鐘的「無地可容人痛哭，有時需忍淚歡呼」；有時是給予掌權者一點正向回饋，期待更好的未來吧。

        這本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相當罕見，少有人作討論。用網路基本查得到的資料是文獻專家老淘「偶買奇書得舊藏」於2007年發表的「日治時代幾種臺產《三字經》」，登了兩張1929年版的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書影。嘉大中文所研究生林明興於2008年論文《台灣地區《三字經》與『三字經體』發展之研究》引用老淘的敘述和書影，又做了一番分析。2010年（真快，居然已經是去年了）臺南大學台文所研究生張惠芳撰《張淑子研究》，算是目前為止，對於張淑子和這本《精神教育三字經》分析得最精闢的研究。本文也從上述三者處參考不少資料，一鞠躬拜謝。